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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草原文物考古事业 切实加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来源:中国文化报    发布时间:2012/11/15

作者:陈永志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嘎仙洞遗址

  如何有效地发掘丰厚的物质文化遗产,将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强大的发展优势,充分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每一个考古工作者所肩负的历史重任。党的十七大提出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强调“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又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全面部署,提出“加强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建设,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具体战略目标,这为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作为文物考古工作者,我们要自觉地履行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大力发展草原文物考古事业,切实加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力求在文化建设上实现新的跨越。
  草原文化遗产的民族特色与优势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我国正北方、蒙古高原的南部边缘,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草原丝绸之路”,这里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长廊,也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融与碰撞的特殊地带。特定的地理位置、区域特点与生态环境,造就了内蒙古草原地区绚丽多姿、丰富多彩的考古学文化,形成了雄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从石器时代的“大窑人”“红山人”,到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人”“朱开沟人”,再到夏商周时期的工方、鬼方、猃狁,春秋战国时期的北狄,秦汉时期的匈奴、鲜卑,隋唐时期的突厥、回鹘,辽金元时期的契丹、女真、蒙古,明清时期的满族,草原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融合、碰撞、升华,造就了内蒙古地区兼容并蓄、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近年来,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分布在内蒙古草原地区的一些古代城址与墓葬逐渐被揭露与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物精品大量破土面世。大窑遗址、红山遗址、哈民遗址、二道井子遗址、和林格尔汉墓壁画、陈国公主墓、耶律羽之墓、宝山辽墓、吐尔基山辽墓、元上都遗址、集宁路遗址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草原文化遗产的内涵,形成了以草原考古学文化为主要内容的遗产群体。目前,内蒙古自治区拥有“七五”期间全国重大考古发现1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6项、世界文化遗产1处,还有各类文物遗址2.1万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9处、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23处、其他盟市旗县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700余处。全区共有馆藏文物50万件(组),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700余件、二级文物4000余件。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构成了草原文明的主体,展现出草原文化发展的完整脉络。
  旧石器时代是草原文化的滥觞时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发现的大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石器制造场与其他的人类活动遗迹,这将内蒙古草原地区人类的历史提升到了50万年前。除了大窑人以外,在内蒙古其他地区还发现了距今5万年至1万年的“河套人”与“扎来诺尔人”,由此证明了内蒙古草原地带也是人类重要起源地之一。
  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是草原文化形成的重要阶段。以赤峰红山命名的“红山文化”是这一时期草原文化的核心。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相继发现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上、下层文化等一系列草原考古学文化,使得中华民族文化呈现出“多源辐辏”“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2010年考古发掘的通辽市哈民遗址,距今6000年至5000年之间,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史前聚落遗址,共清理出房址43座、墓葬6座、灰坑33座、环壕1条,清理面积达7000平方米,出土大量珍贵文物等近千件。哈民遗址规模之大、保存之好、现象之复杂奇特、出土遗物之丰富在史前考古中极其罕见,这对深入研究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诸文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哈民遗址的考古发掘被评为“2010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9年,赤峰市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揭露面积7800平方米,清理房址2座、灰坑86座、墓葬268座、陶窑2座、灰沟1条,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玉器、青铜器等遗物近300件,该遗址被评为“2009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秦汉、魏晋之际是草原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在内蒙古草原地带东西分布的众多的城市遗址是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升华的实物见证。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居延遗址群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汉代边疆城市遗址,是沙漠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以出土“居延汉简”著称于世。位于呼和浩特地区的和林格尔盛乐古城是内蒙古中南部最大的城市遗址,属汉代的定襄郡、北魏的“盛乐”都,既是汉王朝巩固北部边疆的军事重镇,也是鲜卑族南下汉化、定居、建都的重要史迹。1972年,在盛乐古城南小板申村发现的东汉壁画墓,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壁画46组、57幅,榜题250条,是目前研究东汉庄园制度最为完整的实物资料。位于呼伦贝尔鄂伦春自治旗的嘎仙洞遗址,发现“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的石刻祝文,证明了此处是北魏鲜卑族的“先祖石室”,拓跋鲜卑的重要发源地。
  位于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市、通辽市辖区,历史上是辽王朝的京畿地区、契丹人的政治中心。在这一地区分布有辽上京、辽中京两大都城,还分布有辽祖陵、辽怀陵、辽庆陵三大皇族陵寝。围绕着这一地区,不断有重大考古发现震惊于世。1986年,在内蒙古奈曼旗青龙山发掘的辽陈国公主墓,出土3000多件(组)金、银、玉质地的珍贵文物,其中金属面具、银丝网络以及缨络、琥珀饰件堪称辽代文物之奇珍;1992年,在赤峰阿鲁科尔沁旗发掘的耶律羽之墓,墓内出土了大量金银器皿及五代时期的珍贵瓷器,其中鎏金錾花银罐、盘口穿带白瓷瓶最为名贵;1994年,赤峰阿鲁科尔沁旗又发现一座辽代贵族墓葬,墓室内发现了大面积精美的壁画,主要有《贵妃调莺图》、《织锦回文图》、《高逸图》、《降真图》,壁画题材丰富,对于研究辽代的绘画艺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2003年,在内蒙古通辽市吐尔基山再次发现一座保存完好的辽代贵族墓葬,墓内出土有精美的彩绘木棺,棺内墓主人身着十层华丽的丝织衣物,伴有金牌饰、金耳环、金手镯、鎏金铜铎、银角号、马具等大批珍贵文物,再一次彰显了辽文化的繁荣与昌盛。上述考古发掘,在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其中辽陈国公主墓被评为“七五”期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其他皆被评为当年度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元代的内蒙古地区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阵地、“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重要起点,此时草原文化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的集宁路古城,发现了一处完整的市肆遗迹及40余处器物窖藏,出土了釉里红玉壶春瓶、青花高足碗、龟形砚滴、荷叶盖罐、月白釉香炉等珍贵瓷器300余件,其他瓷器标本上万件。大量瓷器的发现堪称中国陶瓷考古史上的奇迹,由此,集宁路古城遗址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另外,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还对元上都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发掘清理了御天门、大安阁、穆青阁等重要文物遗迹,真实地再现了元代皇城的宏伟规模。今年6月29日,在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的元上都遗址一举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内蒙古草原地带也是我国古代岩画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在内蒙古地区发现古代岩画多达3万余幅,以阴山岩画、曼德拉山岩画、乌兰察布岩画最为典型,时代纵跨上万年。这些岩画以古阴山山脉为中心,东西横亘几千公里,堪称世界上最长的、内容最为丰富的古代艺术画廊。另外,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文化遗产群长城与丝绸之路也主要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中心分布。经文物考古工作者初步查明,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共分布有战国、燕、秦、西汉、北魏、隋、金、西夏、明等10个时代的长城。这些长城分布于全区12个盟市的76个旗县,总计长度约7570公里,单体建筑、关堡和相关遗存总数达9600余处。内蒙古的长城资源总量占到了全国长城资源总量的1/3,无论是时代涵盖之多还是体量覆盖之大,在全国16个有长城分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都是第一。
  草原丝绸之路是集系统性、综合性、群组性于一身,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承担着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它是当今世界上保存最长、辐射面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线路。草原丝绸之路东段主要以内蒙古地区为主要起点与途经地段,在这一地区分布的古代城市主要有盛乐都(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居延海(额济纳旗居延遗址)、辽上京(今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元上都(今正蓝旗元上都遗址)、集宁路(今集宁路古城遗址)、天德军(今丰州古城遗址)、德宁路(今傲伦苏木古城遗址)、哈喇浩特(今额济纳旗黑城遗址)等,在这些地区活动的人类群体主要是古代的鬼方、獯鬻、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是草原文化的主要缔造者,同时也是传承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介质,中国的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播到了欧洲,从而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这些林林总总的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内蒙古自治区珍贵的文化资源,是草原文明的主要实物载体,也是草原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实物例证。
  科学推进草原文物考古事业
  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内蒙古地区,历史上是多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与汇聚地,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地下埋藏文物资源丰富。如何有效地将这些人类的文化遗产发掘出来,考古研究工作至关重要。考古学就是研究人类物质文化遗存的科学,其基本研究手段就是利用层位学与类型学对地下埋藏的文物进行发掘与阐释。这些文物涵盖人类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国家政治制度多个层面,涉及到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生产群体、生产工具、组织机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和道德法律等诸多内容。所以,考古学的主要任务就是以地上、地下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存为基本材料,对这些基本材料进行搜集、整理、分类、分期、辨识、定性,建立相应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从而向现实社会提供历史发展的经验,展示人类文明的精粹。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加快了我国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转型进程。由于考古发掘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一项关键性的基础工作,因此,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考古发掘研究工作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加强。
  (一)提高对文物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的认识
  通过考古发掘手段对地下文物遗存进行系统的发掘研究,建立完善的考古学文化谱系,是揭示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历史真实面貌的一个主要突破点,是弘扬草原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是捍卫国家文化安全的主战场,因此需要加强社会对考古发掘研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首先,要充分认识到考古发掘研究是一切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手段。由于文化遗产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又大部分埋藏在地下,不被人们所认知,只有通过科学的、系统的、有计划的对其进行发掘揭露并进行研究,才能够给人们一个直观形象的认识。其次,考古发掘研究是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再整合与提升。考古发掘是对文化遗产的初次认知,通过考古发掘手段,将文化遗产的性质、内涵、外延及对人类社会的作用以系统的理论知识链条贡献给当代社会,从而为人类社会提供文化精粹与智力支持。再次,考古发掘研究是有效地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的重要过程。文化遗产在中国直观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土木建筑,大部分不容易保存,通过考古发掘研究,可以对文化遗产本体的元素构成进行系统化分析,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可靠的信息与数据,最大限度地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从而有效地传承文化遗产。
  (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体系
  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落实到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体系当中,就是要坚决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在体制创新中建立和健全适合于草原地区文化遗产现实状况的文物保护管理体系,以充分调动广大文物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立完善国家保护为主、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体制,不断增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然存在着一些管理渠道不畅、管理体系混乱的问题。一是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不健全,部分旗县区至今没有专门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部门,造成了当地的文化遗产无人管理的状况。二是部分文物管理机构归口管理混乱,有的旗县文物机构归文化局管理,有的旗县文物机构归文物局管理,还有的旗县文物机构归银河管理,形成行政管理与事业管理相抵触的局面。三是文物机构缺失,文物保护与银河职能相混淆,有的盟市旗县有银河而没有文物管理所,还有的旗县有文物管理所却没有银河,职责不清,考古工作无法开展。由于文物保护工作与银河建设都与文物有关,因而对其功能认识存在偏差,导致政府在文物管理机构的设置上出现了错位。其实文物保护研究与银河建设是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当中最为重要的两大职能,二者缺一不可,但各自职责不尽相同。文物保护机构是文化遗产的发掘者、研究者,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职能机构,而银河则是文化遗产的展示者、收藏者,是张扬文化遗产价值的宣传机构。所以,二者职责不能混淆,不能相互替代或取其一。
  针对上述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要强化制度建设和规范化管理,这是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作为政府管理部门,一定要健全与国家文化遗产管理体系相匹配的文物管理机构,在各级地方都要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的文物管理所与文物展示机构的银河,并建立与完善“文化(物)局”“文物管理所”“银河”三位一体的文化遗产管理体系,从而科学有效地保护好当地的文化遗产。
  (三)壮大文物考古专业人才队伍
  人才队伍建设滞后,也是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发展的薄弱环节。考古研究是较为特殊的行业,考古发掘研究单位要有国家核准的团体考古领队资质,从事考古发掘的专业人员也要有国家文物局核发的个人考古领队资格。目前内蒙古自治区所有文博单位中具有国家考古领队资格的专业人员不足15人,加之单位事业编制严重不足,因此考古专业人才问题成为束缚考古事业发展的瓶颈。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例,这是内蒙古自治区唯一具有团体考古领队资质的事业单位,负责118万平方公里区域面积的文物考古研究工作,目前在职人员总编制数仅为50人,专业技术人员还不足30人,远远不能满足目前大量考古发掘工作的需求。人才队伍建设滞后,已经成为制约文物考古研究业务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 “造就高层次领军人物和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加强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见,这也是文物考古领域专业人才建设的必然要求。针对文物考古行业的特点,要进一步加强考古专业队伍的岗位培训,打造一支适应新时代需要的规范化、专业化队伍,为考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好人才储备。要大力引进考古专业人才,并向社会公开招聘、择优聘用,不断改善考古所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形成科学合理的进人制度。另一方面,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增加专业技能培训,积极培养学科带头人。政府可根据文物考古工作的实际情况增加编制,设立人才直通车制度,按实际工作需求编岗定位,建立一支较为稳定的考古专业技术队伍,确保考古人才与内蒙古文物大区的地位相一致。
  (四)加大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力度
  内蒙古草原地带文化遗产的保护目前面临着这样一些实际情况:第一是地下埋藏文物丰富而又保存完整。由于内蒙古草原地区地域辽阔,加之多民族、多元文化汇聚的人文环境,所以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物较多,现已查明不可移动的文物遗址就达2.1万余处,尚不包括未知或没有经过考古发现的文物遗址。第二是银河的藏品严重不足。目前,内蒙古自治区收藏有各类珍贵文物50万件套(其中一级文物1788件、二级文物4060件、三级文物6477件),而现在国有、民营、行业银河的数量已达130余座。如果按50万件文物计算,平均每座银河收藏的文物不足1万件,如果与发达国家的银河收藏相比,仅大英银河收藏的文物就达700万件,显然相差甚远。馆藏文物缺乏,令各地银河展品很难突出地方文化特色,以复制文物和其他工艺品充斥馆藏。第三是地下文物面临着被大规模的开发与基本建设项目损毁的危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铁路、公路、电厂、水库等基本建设项目大量上马,难免对地下、地上的文物造成威胁。第四是不法分子对地下文物的觊觎。近年来,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伴随着“收藏热”“鉴宝热”的升温,分布在偏远草原与山区的古遗址与墓葬部分遭到盗墓者的破坏,一些珍贵的文物受到毁灭性破坏和贩卖。
  上述4个方面是内蒙古草原文化遗产保护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解决的主要方式除了政府加强监管外,利用考古手段加大力度对遗址本体进行考古发掘与有效保护,也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可行办法。要壮大考古发掘研究的力量,加大考古发掘的力度,有效途径是增加考古研究机构的编制,健全各级文物考古机构,形成全区考古发掘保护的有效网络,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区文物资源匮乏的问题,并有效防止国家基本建设项目对文物的损毁,杜绝不法分子盗掘古遗址、古墓葬现象,从而营造有利于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和谐环境,促进文化遗产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发挥文物考古在民族文化强区中的作用
  目前,内蒙古草原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蓬勃发展,草原考古学学科建设日臻完善,逐步构建起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框架与历史脉络,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学术研究成果斐然,考古研究工作得到社会普遍认同,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增强国民凝聚力和向心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首先,要深化草原考古发掘研究,以丰富、拓展草原文化研究的内涵,完善草原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通过一系列考古发现,为草原地区的文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资源,以提升草原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如关于人类的起源问题,通过对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大窑旧石器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属于旧石器文化的石器制造场与其他的人类遗迹,将内蒙古地区人类的历史提升到了50万年前。再如关于草原地区文明起源问题,文物工作者通过对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相继发现兴隆洼、赵宝沟红山诸系列的考古学文化,由此确定内蒙古草原地带同样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其次是利用丰厚的文物大遗址兴建考古公园与考古遗址银河,让考古成果惠及民众,增强民族文化的感召力与影响力。大遗址是文化遗产的核心,承载的信息量丰富、知名度高,对社会的影响巨大。内蒙古地域辽阔,大遗址分布较多,目前已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9处,其中已经列入国家大遗址范围的有辽代陵墓群(内蒙古巴林左旗、巴林右旗)、辽上京(巴林左旗)、辽中京(宁城县)、居延遗址(额济纳旗)、盛乐古城(和林格尔县)、元上都遗址(内蒙古正蓝旗)7处,还有东西贯穿内蒙古全境的特殊遗址——长城和“草原丝绸之路”。可以说,内蒙古地区的大遗址成星状基本上覆盖内蒙古全境,围绕着这些大遗址还分布有墓葬群,并出土有重要文物。所以,利用这些大遗址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或考古遗址银河,实现考古发掘研究成果的转换,切实为社会提供文化遗产精品工程,使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成为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这也是建设内蒙古文化强区的重要目标。
  位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内蒙古地区地域辽阔,历史文化积淀丰厚,文化遗产体系庞大。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的结晶、民族文化的瑰宝,保护和利用好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也是一个文物考古工作者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进军号角,内蒙古文物工作者将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深入发掘草原文化遗产,传承草原文化精粹,创建民族文化强区,充分发挥文化遗产事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作者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简介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是内蒙古自治区唯一具有国家级团体考古领队资质的文物考古专业部门,主要工作职责是对自治区境内地上、地下文物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研究与保护。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于1954年,其前身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组,1961年6月改称内蒙古文物工作队,1987年正式更名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所内现有职工50人,其中研究馆员7人、副研究馆员5人、文博馆员11人、助理馆员6人、其他工作人员15人。在专业人员中有博士5人、硕士6人,11人具有国家级田野考古领队资格。所内设置有第一研究室、第二研究室、第三研究室、第四研究室、配合基建办公室、行政办公室、财务室、保卫科8个科室,现保存文物14479件(组),其中一级文物130件、二级文物54件、三级文物294件,其他为一般文物,所藏文物中以辽代文物最精。
  1954年至今,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发掘了察右前旗集宁路古城、赤峰辽中京城、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赤峰辽上京古城、赤峰二道井子遗址、通辽哈民遗址、元上都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址300余处。同时还发掘辽陈国公主墓、辽耶律羽之墓、宝山辽墓、吐尔基山辽墓、砧子山元墓等墓葬500余座。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还承担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以及全国长城资源调查工作。在进行大量田野考古工作的同时,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编著学术专著100余部,主要有《和林格尔汉墓壁画》、《阴山岩画》、《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黑城出土文书》、《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1-3辑)、《辽陈国公主墓》、《岱海考古》(1-3部)、《神话考古》、《白音厂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孝子传图释录》、《内蒙古辽代壁画》等,还编辑出版了《内蒙古文物参考杂志资料》、《草原文物》等学术刊物,发表了《内蒙古凉城县析州窑子墓地发掘简报》、《蒙古国后杭爱省浩腾特苏木胡拉哈山谷匈奴墓的发掘》、《弘吉剌部投下城镇探考》、《蒙古国哈拉和林古城遗址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器》等学术论文近千篇。
  现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的考古项目有:“七五”期间全国重大考古发现1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6项、世界文化遗产1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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